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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于童年期创伤疗愈的社区心理服务的实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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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 引言 2016年12月，国家卫生计生委等22部委联合颁布的《关于加强心理健康服务的指导意见》(国卫疾控发〔2016〕77号)(简称意见)，加快了我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建设步伐。关于社会心
1 引言
2016年12月，国家卫生计生委等22部委联合颁布的《关于加强心理健康服务的指导意见》(国卫疾控发〔2016〕77号)(简称意见)，加快了我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建设步伐。关于社会心理服务，很多研究都强调它的主要对象是社会群体，目的是致力于解决全民性的心理健康问题，如“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满足感”(常红岩, 2018)，或“培育良好的社会心态”(葛明贵, 高函青, 2020)。随着目前我国防控新冠病毒疫情工作的稳步推进, 2020年4月7日，国务院相关机构颁布了《关于印发新冠肺炎患者、隔离人员及家属心理疏导和社会工作服务方案的通知》(联防联控机制发〔2020〕39号)(简称通知)，明确提出“以社区为主要阵地，建立心理疏导和社会工作服务网络”，通过营造和谐向上的社区氛围，促进社会整体的稳定和发展。这提示我们，社区将会成为今后我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主战场，它既是我国社会群体存在的主要形式，也是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最中坚和最基础力量(蒋利雪, 李敏, 2019)，作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前端载体，它在全面掌握民众心理动态、及时疏导负面情绪、有效干预心理危机的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应给予高度重视。
童年期创伤(Childhood trauma)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笔者综合多位学者的结论(郝凤仪, 2018; Li, He, Wang, Tang, & Chen, 2017; Poole, Dobson, & Pusch, 2017; Sideli, Mule, La Barbera, & Murray, 2012; Teicher, Samson, Anderson, & Ohashi, 2016), 将之归纳为：个体在未成年之前，频繁地遭受过身体、情感、性等方面的虐待、忽视及其他形式的创伤， 这些经历可能同时或相继发生。创伤都始于外部事件，但如果个体在威胁性的外部因素和自身适应机能间无法寻找平衡，就容易产生一系列负面的生理和心理反应，特别是在成年前，重要的神经系统还处在发育和形成阶段，极易受到外部创伤事件和剧烈环境变化的影响，造成长期的甚至是终生的创伤。童年期创伤有非常高的发生率，一项跨21个国家的研究数据显示，它在各类人群中的发生率最高接近60%(Pereda, Guilera, Forns, & Gómez-Benito, 2009)。国内尚未有如此大规模的流行病学调查，但已有的研究数据依然值得重视，如对上海市2090名成年人的调查显示，各类童年期创伤的发生率在17.8%～65.0%之间(Zhang et al., 2013)；对长沙市555名大学生的调查显示，童年期创伤的发生率接近20%(陆邵佳, 2014)。而另一项通过法院、 临床、 研究记录， 家庭访谈等多种途径开展的多重验证发现，很多研究中童年期创伤经历的报告率往往被低估而非高估(Hardt & Rutter, 2004)。
由此推断，有童年期创伤经历者可能在社区各类人群中广泛存在，社区心理服务的诸多形式中也都会涉及大量有童年期创伤经历的案例，这类群体是社区心理服务的重要对象，他们的问题能否被妥善处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社区心理服务的成效。所以，本文将社区心理服务的目标设定为童年期创伤的疗愈，并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对相关工作的意义、内容、路径以及需要反思的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分析，希望可以为我国社区心理服务的实践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2 致力于童年期创伤疗愈的社区心理服务的意义
2.1 童年期创伤与各类精神疾病的关系
目前，国际上通用的精神疾病诊断分类系统是《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SM)和《疾病及有关健康问题的国际分类》(ICD)。前者已将童年期创伤作为精神疾病的风险、诊断、预后等方面的病因学要素，其中与童年期创伤有关的要素为41项，占比17.5%；后者也将童年期创伤视为影响心理健康状况和卫生服务的重要因素。很多研究也证明了两者间显著相关，如创伤后应激障碍(Choi, Choi, Kim, Lee, Gim, & Park, 2015)、抑郁症(Duhig et al., 2015)、精神分裂症(Boyda & McFeeters, 2015)、人格障碍(郝凤仪, 2018)、物质滥用(Conus, Cotton, Schimmelmann, McGorry, & Lambert, 2010)等。经历童年期创伤越多，精神疾病的发病风险越高(Anda, Brown, Felitti, Bremner, Dube, & Giles, 2007)。
2.2 童年期创伤与各类生活压力的关系
童年期创伤会导致大脑神经结构的改变，也会引发神经递质、受体的表达发生变化，造成个体对压力感受的阈值降低, 并且随着应激事件的不断积累，个体对后续压力事件的敏感度会越来越高，以至于很多的小事件也能引发强烈的应激反应(Hankin, Badanes, Smolen, & Young, 2015; Monroe & Harkness, 2005)。很多研究也以实证的方式揭示了这样的联系。 有研究发现, 经历童年期创伤者不仅对负性生活事件的消极体验更多，而且对正性生活事件的积极体验也会更少(Pos et al., 2016)；还有研究发现，童年期创伤经历不仅与负性事件中更多的消极体验有关，而且与经历负性事件时更少的社会支持感有关(K?nig et al., 2018)。
文章来源：《中国社区医师》 网址: http://www.zgsqyszzs.cn/qikandaodu/2021/0504/1586.html